清朝取代明朝,是不是阻碍了中国发展,进步还是退步,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但从明清理学发展来看,却可以管中窥豹。

  所谓理学,中心观念是“理”,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。南宋时期,理学开始出现,明清蔚然大观,但明朝与清朝的理学发展却大不一样,通过比较明清理学的发展,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,实乃华夏的不幸。

  明朝初年,朱棣夺位之后,将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指定为科举参考书,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。所谓程朱理学,强调“理”高于一切,犹如“以理为本”,与如今“以人为本”的“人本”思想截然不同。

  儒学经过一千多年进化,吸收了诸子学派思想,成为当时中国唯一成熟的治国思想,朱棣都没得选择,只能选择儒家。朱棣之所以抬高程朱理学,因为程朱理学实在太好了,几乎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。

 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是儒学初生期,忽视现实充满理想,统治者不屑一顾,汉唐大概是儒学的野蛮成长期,为了符合统治者要求,不惜一切篡改经典,终于彻底实现“独尊儒术”,宋朝时儒学进入成熟期,程朱理学是其中最成系统、最符合统治要求的学说,强化人类社会的等级关系——君臣父子、尊卑有序,三纲五常是最大的“理”。如果人人遵守程朱理学,遵循君永远是君、臣永远是臣、大家哪怕饿死都各安其位的“理”,皇帝统治自然可以传之万代,因此皇帝自然不会拒绝程朱理学。

  程朱理学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,带来的后果很严重,明朝初年学术气氛沉闷,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。如果时间一长,可以预见的是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僵化,社会进步停滞。

  但明朝还是传统的“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”,皇帝可以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,却无法压制儒家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与发展,也不掌握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。也就是说,明朝儒士可以提出新学说,皇帝也不好否定社会上出现的儒家新。

  明朝中前期,陈献章的白沙心学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,开启明代心学先河,吹响了明朝思想变革浪潮的号角。陈献章是岭南地区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,也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,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,被后世称为“圣代真儒”、“圣道南宗”、“岭南一人”。

  陈献章之后,湛若水、王阳明真正开启了心学,影响了明朝之后100多年的历史。

  所谓心学,其实还是理学的一个分支,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,程朱理学认为三纲五常是最大的天理,而心学强调生命的过程,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,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,是天理。心学注重个体的“理”,程朱理学注重维护三纲五常,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提出的解放个望区别在于,文艺复兴解放的是物理层面的,心学解放的是精神层面。

  不过,心学与佛家参禅悟道,谁都可以悟道成佛差不多,谁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圣,门槛较低,因此心学门徒鱼龙混杂,但不可否认的是,心学思想的兴起,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的社会模式。

  心学是进取的,强调人内心的良知良能与社会和万物的沟通对话,不像程朱理学是一个封闭僵化的宗理体系,思想和行动都不允许超过程朱理学思想划定的大纲。因此,心学符合明朝当时时代发展需求,进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可以通过四件事看出:

  1,明朝官方学说是程朱理学,王阳明心学矫正朱熹理学弊端,违背官方思想,但心学门徒的科举却并未受到影响,比如嘉靖元年(1522年)的钱绪山就顺利考中举人,甚至在1523年心学进入了考题。此后,几乎已经无人再说心学是异端,科举考场上心学随处可见。

  2,明朝内阁首辅中,出现了多位心学门徒,最具代表性的是徐阶,曾经组织数千人讲学。至于内阁大学士、各部主官级别的心学门徒更是不知凡几。

  3,王阳明之后,心学发展出多个学派,其中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,被后世称为“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”,是王学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分支。这一派的非常注重实践运用(即实学),最典型的是徐光启。其实,明朝晚期最能接受与西方传教士的明朝士大夫,主要是一批心学门徒。明朝晚期出现徐霞客、李时珍、宋应星等,不是没有缘由的,与当时实学发展息息相关。

  4,心学门徒中,出现了很多离经叛道之人,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贽,喊出了孔子非圣,四处讲学时经常有很多妇女听讲。

  可以说,明朝市井文化繁荣到出现《梅》、接纳西学、出现诸多离经叛道的学者等,都与心学关系密切。原因很简单,心学给了他们思想基础,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成圣,可以充满个性化。

  除了心学与程朱理学之外,明朝还有诸多学说出现,比如明代“气学”代表人物之一的罗钦顺,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,时称“江右大儒”。

  朱熹理学认为“理气二分”,三纲五常这些“理”高高在上,可以与“气”(物体或人)分开,是最先存在的,即“理在事上”和“理在事先”。但罗钦顺认为“理在事中”,理气为一物。

  还有堪称明朝最妖孽的文坛领袖唐顺之,俞大猷的兵法老师,戚继光源自此人,既学习程朱理学,又学习过王阳明心学,但最终却突破这两种学说,重返经世之学——实学。

  总之,明朝各种学说多如牛毛,反对与被反对可谓家常便饭,理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尤为重要的是,明朝皇帝对这一现象并未打击或压制,而是任其发展,即便对最为异端的李贽,因为学说与行为过于异端,受到不少官员,万历也只是将他关进监狱,而没有他,李贽后来在监狱而亡。

  清军入关后,在程朱理学与心学选择上,自然选择更利于统治的前者,于是不规矩的心学备受,越来越衰落。最终,清朝心学重视主观意志,注重气节品德,讲求以理统情,自我节制,向程朱理学靠拢,更符合统治者的学说。

  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康熙帝在御制《日讲四书解义序》中,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,以儒家学说(尤其是程朱理学)为治国之本。

  所谓“治统与道统合一”,就是将皇权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,全部集中在一人之手。明朝时期,皇帝只有治统没有道统,道统在儒家学者手里。显然,这两者合一就封死了儒家学者发展学说的道路。说封死可能有些夸张,但让儒家学者不敢提出违背皇帝意志的学说了。

  这里有一个配套工程,即我们熟知的。在的打击下,提出新思想的后果很严重,清朝儒家学者也没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。与之相反的是,明朝官方意识形态起初是程朱理学,但儒家学者也没当一回事,明朝皇帝也不敢随便以别人提出新学说而砍了圣人门徒们的脑袋。

  因此,明清官方意识形态看似都是程朱理学,但实际却大不相同。明朝程朱理学在中期已经衰落,但清朝却将之推向神坛。

  关于清朝理学,国学钱穆曾有一针见血的评论:

  《〈清儒学案〉序》:至论清儒,其情势又与宋、明不同;宋、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,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。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,而不在宋学义理。”又说:“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,如明儒之有姚江;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,如宋儒之有程、朱与朱、陆。

  简而言之,在清朝高压政策下,学者们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做考据,而不敢提出学说思想,更不可能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理学思想。清朝时期,中国考据学空前发展,但背后的代价是儒家学说几乎彻底没了发展,清朝儒学犹如一潭死水。而即便不问天下事,专心做考据,清朝学者也未必能避免劫难。

  笔者举一个例子,《物理小识》的作者方以智,祖父方大镇、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,这一家都是心学门徒,也可谓西学世家,清朝之后放弃了自然科学研究做考据,形成了大名鼎鼎的“桐城派”,但在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中,戴供词承认《南山集》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《滇黔纪闻》,于是刑部判戴、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,经过康熙的“宽宏大量”,戴名世寸磔,方孝标戮尸,戴、方直系子弟坐死,其余流徒。

 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,整个清朝没有自产出一位大思想家。

  社会进步,思想先行,没有思想准备与基础,社会又如何进步?

  笔者不时听说,声称“明朝延续到战争时期,会比清朝做的更糟糕”,甚至有“清朝取代明朝,是中国的幸运”等言论,其实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明朝学者的自我适用时代的能力,以明朝百花齐放的理学发展观之,明朝如果存在到18、19世纪,必然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学说,进而推动社会变革。

  以日本观之,德川幕府时代,也将程朱理学定为唯一官方正统,将阳明心学视为谋反之学,坚决禁止。但德川幕府晚期,心学传播已无法遏制,当时传播心学的是吉田松,他门下八十多个门徒,其中竟然有四十多个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,包括伊藤博文、木户孝允、高杉晋作等人。而日本明治维新或之后的名人中,西乡隆盛是心学信徒,东乡平八郎“一生俯首拜阳明”等。章太炎评价说:“日本维新,亦由王学为其先导。”简而言之,心学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,没有心学,可能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崛起。

  管中窥豹,透过明清理学的发展,可以看到清朝取代明朝,并非时代的进步,而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,甚至中国儒学思想因而三百年都不止。